这不仅使老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行为能力时不能得到监护制度的保护，就连成年的植物人等的权益也无法得到全面保障。
陈越峰.公报案例对下级法院同类案件判决的客观影响——以规划行政许可侵犯相邻权争议案件为考察对象[J].中国法学，2011，(5)。这种精神打击也无法通过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而抚慰。
3.适用要件的关系：并列还是选择 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公司经营也因此受到影响，生活要件和生产要件以一个和字连接，是一种并列关系还是选择关系？换句话说，认定受害人精神损害严重后果需要两个适用要件满足其一即可还是两者须兼备？对于这个问题，从目的解释的角度来看，若须两者兼备，似有些强人所难。由这三个要素精炼可得一个基础要件和两个适用要件：生活要件和生产要件。规范意义上的生产，对应于生活，通常指的是公民通过经营企业或其他形式为获得利润而制造产品、提供服务等[21]。2010年起实施的《侵权责任法》则继承了这种做法。这无疑有利于受害人更好地获得救济。
2011年朱红蔚申请国家赔偿，要求赔偿侵犯人身自由873天的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和其他损失。其次，正常的家庭生活受到影响与其所受到的精神损害严重后果又有何关系？按照上述对认定过程内在逻辑的分析，因受害人被限制人身自由，其正常的家庭生活受到影响，导致了受害人的精神极度痛苦，这部分精神损害以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的形式是不足以抚慰的。首先，顺应了改革开放之后社会转型和结构调整的内在需要。
‘平衡论作为现代行政法存在的理论基础，也应该是对现代行政法发展规律的客观总结，并对现代行政法理论和实践的健康发展具有推动作用。罗豪才等：《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33)本文无意对整个新行政法的发展进行全景式扫描，而仅仅意欲借助这一概念，分析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基于传统行政法所形成的理论基础是否仍然具有足够的解释力。(39) 总体而言，公共治理的兴起和行政任务的变迁，使得行政过程成为一个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复杂过程，在此过程中，传统行政的双方关系正在为三边甚至多边关系所取代。
(43)参见王锡锌：依法行政的合法化逻辑及其现实情境，《中国法学》2008年第5期。这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①平衡论从制度史的角度解释了行政法的发展历程，即行政法治是一个从不平衡到渐趋平衡的过程。
行政决策的科学理性，有赖于行政机关对于行政管理的基础性信息数据的采集能力，有赖于行政机关对于经验型和政策性事实的认知状况，有赖于行政机关在信息充分或不充分条件下的风险判断与分配能力，有赖于行政机关对于政策选择的整体性考量。正如于安指出的，认为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规定的公众参与程序是最重要的政府行政制度安排，那就是一种过于天真和简单的误解。(二)百家争鸣与平衡论的脱颖而出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国行政法学者围绕行政法理论基础这一主题，展开了激烈的学术讨论，形成了为人民服务论、人民政府论、平衡论、控权论、公共利益本位论、政府法治论等众多学说和流派。同时，对行政系统的运行结构也要给予必要的关注。
③私方当事人参与规则制定，具有偶发性和自利性特征，其较少关注政策最大化的社会效果。总体来看，现代行政不再是简单地执行法律，而要面对各种竞争性的价值和利益并且做出选择。平衡论者尽管成功实现了从机械平衡到结构均衡的转变，但其仍主要围绕行政主体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平衡而进行。(49)[日]大桥洋一：《行政法学的结构性变革》，吕艳滨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行政权、公民权和监督权三者的立体互动，构成了完整的行政法关系。基本法第20条第3款只是有关公共行政主体合法性义务的规定，并不构成行政相对人防御公共行政主体任何违法不利行为的主观权利。
另一方面，要通过建构导向公益的行政决策制度结构，促使行政机关运用科学和理性的政策分析方法和政策实施工具，通过行政决策实现行政法治的社会塑造功能，提升客观行政法在现代行政法体系中的地位。最初开创了这一主题的应文认为，在行政法学研究中，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问题是很重要的课题之一。
重新探寻新行政法的理论基础，需要深入认识现代行政国家背景下行政法治的使命与功能，重构行政法的理论体系与发展方向。总结起来，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作为一个学术命题被提出，其理论功能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①揭示行政法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和法律学科的本质性特征，即解决行政法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53)章剑生：《现代行政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30页。(17)罗豪才：行政法的核心与理论模式，《法学》2002年第8期。关于结构性均衡的具体内容，亦可参见同上，第168～169页。行政自我规制则以其主动性、自律性、内在性等特征在行政权的规制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甚至可能成为一种与立法规制模式和司法规制模式并驾齐驱的新的行政法治模式。
(60)行政过程论强调对行政系统的立法、决策以及具体执行性过程展开动态和全面的考察，主张将各种原本被法学理论忽视的行政系统各要素(包括组织机构、行政人员、利害关系人、各自的行为模式与心理动机)全面纳入观察视野，作为法律分析的变量因素。但并非行政法理论体系的一个部分，而是通过作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进而成为整个行政法理论体系的理论根基，它通过为这一体系的构架直接提供核心理念、基本范畴、主要结构等基础性支持而发挥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多阶段行政程序和多阶段行政行为，成为一种常态。此教材于2006年进行了修订。
(61)在现代社会，探究新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必须深入挖掘影响行政权运作的内部制度要素，尤其是多元化的行政自我规制模式和行政内部的程序构造问题。总体来看，行政活动的目标从来不局限于行政的合法性。
(14)罗豪才、袁曙宏、李文栋：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平衡，《中国法学》1993年第1期。这一假设会遭遇诸多实践难题。(41) 表面上看，这一主张无可厚非。现在回过头来，我们需要反思，为什么是行政法学界首先，甚至是只有行政法学界，开启了关于理论基础的讨论？而且乐此不疲？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回到三十年前，探究学者们探讨行政法理论基础的理论初衷何在。
但是，在现实的行政中，单独使用某一种行为形式的情形极其少见，通常是多个行为形式结合起来使用，或者作为多个行为形式的连续而实施行政。(27)前注(14)，罗豪才、袁曙宏、李文栋文。
(55)这一点对于我们反思现代行政程序的构造，探寻新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具有重要意义。当然，行政法关系不限于行政权和公民权关系，除这对核心关系之外，还会因监督权的存在而产生监督行政法律关系。
(50)探寻新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必须对于现代行政国家背景下这种复杂的行政法关系给予理论回应。在面对概括性的行政目标时，行政机关除了可以通过行政处理直接设定、变更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外，还可广泛采用信息披露、合同外包、标准设定、监督检查等多种不直接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关系的行政方式，来实现管制目标。
平衡方法论体系是以博弈为核心的、包括公共选择与利益衡量以及其他各种法律方法所构成的一个旨在实现行政法结构性均衡的知识体系。(44)参见前注①，沈岿文。(32) 二、新行政法背景下平衡论可能遭遇的理论挑战 平衡论的提出和发展，主要因应了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结构调整的内在需要，主张通过综合的、复杂的、有效的激励与制约机制的运用，实现行政权与公民权的整体平衡。①何海波认为，对行政法学理论基础广泛而热烈的探讨显示了行政法学者对行政法功能的整体性反思和对行政法价值取向的强烈关怀。
(59)参见James M. Buchanan and G. Tullock, The Calculus of Consen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pp. 283～295(1962). James A. Ferjohn, Pork Barrel Politic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47～68(1974)。(30)同时强调，现代行政法的利益基础和价值导向应当是公私兼顾，不能因过于强调个人合法权益的保障而忽视公共利益，也不能因强调公共利益而忽视对个体合法权益的保障。
(56)①私方当事人所进行的监督必然是外部的(无法真正了解行政机关内部的运作，很少能够使用专业术语进行对话)，通常都是对抗性的(通常提出批评性意见，建设性意见较少)。(58)基于对美国APA过度依赖私方当事人参与规则制定的模式反思，我国行政决策的程序建构，应当更关注发挥现代行政国家行政权的优势和作用。
类似于德国法上所确立的主观公法权利与客观法反射利益的分析框架，现行具有单纯反射效果的客观法虽然对行政相对人有利，但不产生其权利。统计数据显示，行政诉讼案件有第三人出现的案件高达49.2％，几乎占据一半。
